陆英之 刘西令 林星亮 蒋维都

我们的二十六名同学来自机械系、土木系、水利系、动力系、电气系、无线电系、工程物理系等各个专业。学校。从1958年炎热的暑假开始，我们各自的专业都响应党的号召，走“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知识同劳动生产相结合”的道路。大学三年级我参加了校内外工厂、建筑工地的生产实习。接到转学通知后，我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工厂、工地、工人师傅，陆续回到了学校。我们二十六个人组成了新成立的工程力学与数学系的数学0班。

在战斗中成长的集体

班成立后，系里一位负责同志告诉我们：“我想让你们学计算数学，以后计算天上的卫星轨道。但是现在还没有计算机，你们需要参与开发” 911 电脑。”计算机是什么样子的？除了1955年有同学在前苏联的工业展览会上见过它之外，我们谁都不知道它。当时，我校自动控制系（计算机系前身）已设立计算机专业（现硬件专业），并有计算机专业的教师和班级。老师们向我们简单介绍了计算机的基本原理和组成，组织了计算机基础知识的学习，并前往北京大学学习了“红旗”计算机的设计和开发过程。 1958年底，我校开始投资设计开发“911”计算机。我们主要参与计算机的“逻辑设计”、“外部设备”、“电子电路”的设计和开发。全班被分成六、七组。有的参与指挥系统和逻辑设计，有的参与电子电路设计实验，有的参与磁鼓磁带存储、光电输入、稳压电源的开发。开发团队由自动控制系计算机9班和计算机0班的学生组成。当时提出的口号是“从零开始，在工作中学习，在战斗中成长”。

我们是来自全校各个院系、各个专业的三年级学生。作为第一批计算数学专业的学生，​​我们离基础数学知识还很远。要开展电子计算机领域的高科技科学研究，电工、电子、机械等基础还不够，而且参差不齐。为此，系里安排我们学习了数学、电子、编程等十几门课程，达到了“补缺”的目的。我们在这场学习与科研同时进行的激烈战斗中逐渐成长起来。我们最大的收获就是面对重大任务要勇于担当、攻坚克难。

歌曲《我是物质人》的故事

虽然我们已经掌握了前苏联БЭСМ机的逻辑设计的一些资料，但该机是三地址浮点机，而我们要求自己设计制造的是单地址定点机。其设计思想和技术特点存在较大差异，现有的技术数据还远远不能令人满意。我们分别走访了北京科学院计算机技术研究所等一些已经开展计算机研发的科技单位。由于当时与计算机开发相关的技术在中国还处于起步阶段，属于高度机密的技术，我们在收集相关技术资料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不仅如此，各种物理设备、金属材料、电子元件，甚至加工采购等也都需要我们自己处理。为此，我们几乎跑遍了北京的大街小巷，走访了无数的部委、技术单位、企业、工厂。怀着创建和发展我校计算机学科的愿望，怀着掌握高新技术的追求和决心，同学们早出晚归，孜孜不倦地工作，体现了“从零开始”的思想。在工作中学习，在战斗中成长。”口号。为此，学生们创作了一首《信息员之歌》，生动地描述了收集、学习信息时的喜怒哀乐。这首歌就像我们班的班歌一样经常被传唱。背诵。后来我们把这首《唯物主义之歌》改编成了雕塑歌剧。该剧在1959年的除夕晚会上为礼堂全体学生演出，获得观众的掌声。那时我们有一个思想，有对新知识的追求，有从事尖端技术的渴望。累和累并不算什么，我们得到的是内心的满足和喜悦。

“硬铝”的故事

在寻找材料的过程中，我经历了许多生动有趣的故事，“杜拉铝材”就是其中之一。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磁鼓存储器是计算机重要的外部存储设备。磁鼓本身由铜或铝铸件制成，表面覆盖磁性材料以存储信息。这种铜或铝铸件要求极高的质量在某校班际篮球联赛中，铸件内基本不允许有气泡。我们走访了铸造行业的许多专家学者、技术单位和铸造厂，得到的答案基本一致，那就是我国还没有达到这样的技术水平。但我校机械系铸造教研组组长、球墨铸铁专家王尊明教授仍然为我们指引着一条看似渺茫，实则颇有前途的方向。王尊明教授告诉我们，北京有一位专家，他就是某国防单位的主任荣教授。他也许有办法解决我们的困难。由于该单位是国防保密单位，他无法告诉我们该单位的具体名称和地点。这纯属巧合。后来我们参观一机部四局某研究所时，从接待我们的所长处得知，荣教授是他的老同事、老朋友。铁鞋无处寻，不费力气就到了。”其实，或许应该是“费了太多力气才到这里”。

荣教授现任航空工业部材料研究所所长。他们有从捷克共和国进口的圆柱形铝锭。这种圆柱形铝棒被称为“杜拉铝”，直径为60厘米，长度为120厘米。质量和尺寸完全可以满足鼓存储器加工制造的要求。我们成功购买了一根半“硬铝”棒。问题是，该素材位于北京郊区的温泉区。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如何将这两个一百多公斤重的大家伙运回学校呢？为了让鼓存储器尽快投入生产，也为了节省开支，我们决定用托盘车步行将铝棒拖回学校。初夏的一个早晨，我们的两个同学拉着一辆小车，凌晨五点左右就出发了。他们来回行驶了30多公里。渴了就喝点水，饿了就吃一口干馒头。旅程一直持续到下午两点多。回到学校，我很累，但很兴奋。同学们高兴又幽默地说“杜拉铝材”回来了。原来，拉车的两个学生是徐永文和姜维都，应该是一个“度”字。磁鼓的长度应为50厘米。需要将一个直径60厘米、长度120厘米的大鼓切成两部分。我们学校机械厂的锯床达不到加工直径60厘米的圆柱体的行程。在机械厂王海辰师傅的指导下，我们两个同学用木工锯，花了三天时间完成了分割任务。

我们遇到很多这样的例子。我们深知从事高新技术研发需要丰富的科技知识和严谨的科学作风，更需要坚强的意志和脚踏实地的创新精神。事实证明，这些经历会让我们受益终生。

一个勤奋、活泼、先进的集体

紧张的研发工作和繁重的学习任务让我们总感觉时间不够用。 1958年到1960年期间，我们长时间加班、开夜车。大多数学生整天都在工作室里，常常要到半夜才回宿舍躺一会儿。林星亮比其他同学起得早，睡得晚。有一次他两周没有掀开被子。由于白天和其他班的学生一起工作，同学们很难聚在一起，所以班会往往只能在凌晨一两点举行。开会时打瞌睡是很常见的事情。记得有一次，晚上两点全班同学聚集在一起准备开会。同学们热烈讨论当天的任务进展和遇到的问题。当班长郑仁杰宣布会议开始，大家刚刚平静下来的时候，突然听到鼾声大作。正当大家把目光投向正在打瞌睡的同学时，几个学生几乎同时将食指放在嘴上，轻声“嘘”了一声！和“嘘！”声音。她姚传红同学实在是太累了，让她好好睡一觉吧！每当我们回忆起这一幕，总觉得这样一个互相关心、互相关心的温暖集体是多么可爱、多么可亲，多么值得怀念。在那段时间，该国正经历经济困难。由于操劳过度，三名学生先后患上肺结核、肝炎、胸膜炎。在领导和同学们的关心下，经过治疗，他们都纷纷康复，很快投入到紧张的学习和繁重的工作中。

1958年，江主席提出“为祖国健康奋斗至少五十年”的号召，要求“德、智、体”全面发展。为了让我们拥有更好的精神面貌、更健康的身心、更有活力，学校号召创建三个100%班级：

首先，是指要求全班学生100%成为共青团员。这时，我们班的同学都已经是共青团员了，而且已经有三名共产党员了（张大洪、周少波、卢英智）。到了1959年，又多了三位优秀同学（林兴良、刘坤臣、郑仁杰）。融入党。

其次，是指要求全班学生100%通过“二级劳动卫生系统”体育项目国家标准。有一段时间，学校创造条件，让西安大学的操场灯火通明，很多班级熬夜打架。对于我们班来说，13.7秒的百米大关可能是最大的障碍。记得我们班有两个“困难户”参加了百米考试。每当他们考试的时候，全班同学都欢呼雀跃，欢呼雀跃，最终班级通过了“二级劳动卫生系统”。

此外，还指要求全班学生100%有资格获得国家“三级运动员”称号。由于我们班的乒乓球和羽毛球有很好的群众基础，所以难度并不大，我们很快就达到了这个目标。我们还获得了全校毕业班乒乓球联赛第二名，班上六名女学生全部参加了全校毕业班系级篮球联赛，甚至进入了第二轮。

说到体育活动，学生们永远不会忘记“花卷从笼子里出来”的有趣故事。体育干事赵天寿当然是我们班体育活动的核心人物。他是我们班最关心、最热衷班级活动的人。同学之一。每天他总是第一个起床叫大家早操。有趣的是，他的被子上有红白相间的宽条被套，被子从上到下折成一卷，很像A花卷。所以每当他起床的时候，同学们都会大喊“花卷出笼了！”“花卷出笼了！”，很快大家就都站起来了。从此，“花卷”就成了他的绰号。如今，他已经七十多岁了，但花卷的绰号仍然伴随着他。 2005年，进入新世纪，这位一生关心集体、瘦弱能干的老同学，是一位刚刚从北京财经大学计算机系主任岗位上退休的老教授。 。他还因在冰川中营救一名溺水男孩而登上了《北京日报》的专题报道。 。

“真刀真枪”的毕业设计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班风。

为了实现“教育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学校提出毕业设计要“真刀真枪”。我们班的毕业设计不仅结合了“911”计算机的设计、开发、生产，还结合了当时我们学校的许多重要科研项目。计算方法研究包括：电机部华北电力系统潮流分布；水利部门大型水坝结构受力分析；工程物理系反应堆分析；程控机床计算方法和程序设计的开发，以及力学与数学系的风实验。室流体动力学计算方法研究，以及电力部门、无线电部门相关项目的研究课题。编程方面的研究包括：实现初等函数（包括三角函数、指数函数、对数函数、平方根等）计算的“标准函数库”；实现包括插值、数值积分、数值微分和高阶代数等基本计算方法（例如方程数值解）的“标准程序库”；自动机理论和信息安全校验码的研究课题。当时911还没有运行，计算相关的课题需要访问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103、104号计算机（即БЭСМ）。使用电脑的时间很短也很紧张，几天只能完成一次。每组5至6人总共只有10分钟的飞行时间，登机时间安排在凌晨5点。我们必须凌晨3点起床，步行前往科学院，准备登机。一次只有一名学生可以操作机器。当然，一上机器，我们就非常紧张，心跳、手都在颤抖。因为这10分钟的宝贵机会将检验我们一个多星期的工作成果。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在机器上。在同学看来，这可能是难以想象的！当时我们用八进制代码进行编程，用纸带进行输入。我们没有任何调试方法。如果结果错误，我们就得花几天时间检查算法和程序。甚至检查纸带。

我们班各毕业设计小组内部分工明确，协作密切。在全班同学的努力下，我们都很好地完成了毕业设计任务。并通过实际计算在计算方法的误差估计和方程求解迭代因子的选择等方面获得了大量的实践经验。对于计算方法中的一些前沿问题，全班同学都懂得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解决方式是理论联系实际。他还创建了有关自动机理论和信息安全校验码等主题的计算机理论基础知识。得到了本系及各系老师的好评。毕业前被评为校级先进集体、先进团支部。

结论

重温这难忘的三年，不仅给我们留下美好的回忆，更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人生体验，让我们受益终生。我班26名学生中，因国家需要，有3名学生提前毕业分配到国防单位，8名学生留校到软件教研组任教，3名学生继续攻读硕士学位，其他12名学生被分配到国家科研部门、大学和保密工厂。同学们已成为各自岗位上的工作骨干，为我国的建设特别是我国计算机软件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作者简介】吕英芝，女，1935年出生，山西大同人，教授。 1955年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1958年转入工程力学与数学系。196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 1970年，他转入计算机科学系任教直至1996年退休。

【作者简介】刘西岭，女，1936年生，苏州人，教授，1955年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1958年转入工程数力系数0班，留校任教1961年毕业后在某校班际篮球联赛中，1970年转入计算机科学系任教，直至1992年退休。 1983年至1985年赴丹麦作访问学者。作为总体设计者和数据库系统设计者之一，完成了国家重点项目“熊猫集成电路CAD系统”，并于1993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现已退休。

【作者简介】林兴良，男，1936年生于上海，教授。 1955年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 1958年转入工程力学与数学系。 196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 1966年获莫斯科国立大学副博士学位，1970年转入计算机科学系任教直至1998年退休。曾任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常务副教授。北京计算机学会理事长。享受政府特殊补贴。

【作者简介】蒋维都，男在某校班际篮球联赛中，1936年生，江苏人，教授，1955年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1957年转入工程力学数学系0班，留校任教。 1961年毕业，1970年转入计算机科学系任教，直至2000年退休。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学术委员会委员、学位委员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分委员会委员。享受政府特殊补贴。